自贡市是我国历史悠久，规模最大的井矿盐生产基地。据史籍记载，约在东汉时期，古代劳动人民就在这里勘凿井盐矿藏，采卤制盐。自贡因盐设市，城市的发展是同富顺县和荣县的盐业生产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自贡地区的井盐生产，发端于东汉章帝时期(76-88年)。到晋代时初具规模，唐宋时闻名全川，明清时期进一步发展，清代雍正、乾隆时期，成为全川五大盐场之一。咸丰、同治年间盐场趋于鼎盛，成为四川井盐业的中心并被称为“盐都”。当时年产盐近20万吨，销售川、滇、黔、湘、鄂等省百余州、县，供全国1/10的人口食用。

东汉章帝时，崔骃在其所著《博徒论》中，便写到了“江阳之盐”。经察考，当时的江阳县治所在今泸州市，领有沱江下游的广大地区，后设置的富世县(今富顺县)和公井县(今贡井区)，均为该县的一部分。西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江阳县西北部沱江两岸(今富顺县城关一带)居住的僚人发现了浅源盐井，为富世盐井的开发和富世县的设置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西晋时(265-317年)有了著名的富世盐井，人称“玉女泉”。据考证，井址在今富顺县城关镇。南北朝时，该井改为“富世盐井”，“以其出盐最多，商旅辐凑，百姓保其富饶故名”。与此同时，在今贡井地区又开凿了著名的大公井，井盐生产逐渐具规模。

北周统一四川地区后，由于军需、民食和税赋需要，划出江阳县西北部，以富世盐井为中心，东西约45公里，南北约50公里的地区，设置络原郡，在郡下以井命名设富世县，郡与县治所均在今富顺县城关镇。又因大公井而设公井镇(今贡井区)，唐武德元年(618年)，公井镇更升为公井县而置荣州。据传，大公井址在今贡井区东岳庙处。

可见，在唐以前，富世盐井和大公井在四川已很著名，以致因盐设镇设县而载入史册。唐宋时期，两县地城沿革，或为县，或为监，或为州，代有变化。唐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因避太宗(李世民)讳，改富世县为富义县，富世盐井也改名为富义盐井。该井“月出盐三千六百六十石，剑南盐井唯此最大”，按唐制折算，年产盐量已达千吨。

宋太祖乾德四年(966年)，因富义县为重要产盐经济区，升县为监。宋太平兴国元年(976年)，因避太宗(赵国义)讳，改富义监为富顺监(富顺名称即由此始)属潼川路。元代升监为州，明洪武四年(1371年)，降州为县。

宋英宗治平四年(1007年)将荣州当时的州治旭川县更名为荣德县，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降公井县为公井镇，入荣德县。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荣州升为绍煕府。元末复为荣州改荣德县为荣怀县。明太祖洪武九年(1376年)废荣州，改荣怀为荣县，隶属嘉定州。荣县之名自此始，至今未变。

现自流井地区为唐公井县所辖。赵煕撰《荣县志?疆域》载:“唐之荣州治公井，而咨官属嘉州”，“自汉至宋，公井或置州、置县、置镇，自流井皆在郊域之内”。

北宋庆历、皇祐年间(1041-1053年)，中国井盐生产技术实现了从人力挖掘井到机械凿井的重要转变。四川地区出现了以冲击式顿钻法凿成的“卓筒井”，自贡地区是“卓筒井”的发祥地之一。“卓筒井”使用神击式顿钻法，井深凿至数十丈，从此盐井开凿从大口浅井推进到小口深井阶段，“卓筒井”遂成为现代盐井、气井、油井的雏形。

据李约瑟所著《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考证，这一深井钻凿法，于11世纪传入西欧。以“卓筒井”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深井钻凿技术，不仅开创了人类机械钻井的先河，是钻井技术的重大突破，而且有力地推动了世界钻井技术的发展，是继“四大发明”之后，我国古代人民对人类文明和世界科技进步的又一卓越贡献。“卓筒井”的问世，促进了自贡地区井盐生产力的发展，荣溪(今釜溪河)两岸开凿了不少盐井，砌筑了不少井灶，当时有盐井71口，年产盐近万吨。

宋人王象之在其所著《舆地纪胜》中写道:“地多咸鹾，故饶沃衍润过于他郡。掘地汲泉，咸源遂涌;熬波出素，邦赋弥祟;人以是聚，国以是富。”南宋淳煕二年(1174年)，赴荣州“摄理州事”的著名爱国诗人陆游，曾慨叹这里的盐井“真海眼也”，写下了“长筒汲井熬雪霜，辘轳咿哑官道旁”的诗句，描写当时井盐生产的繁忙景象。

由于自贡盐产量大，宋代专门设置了富顺监、荣县监，进行管理和课税。这时，盐税已成为封建王朝的重要收入。在宋代，自贡地区的井盐生产工艺虽然已进入先进行列，但当时的盐业生产，主要还是农民兼盐业生产者的经营方式。这些半农、半工的盐业生产者，多数是这一时期迁入的汉族，退居深山老林的“僚人”，仍然过着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生活，大多数不能享受盐业之利。

南宋后期，蒙古奴隶主发动了对四川的军事征服战争，双方进行了长达40余年的奴役与反奴役斗争。经过此役后，汉人已所剩不多，自贡地区盐业生产几乎完全停顿。到元世祖至元年间(1277-1294年)，自贡盐业生产开始恢复。湖北襄阳、汉口等地汉族流民先后迁至富顺、荣县一带，聚集而居，开凿盐井。为了榨取盐利，政府撤销元初所改富顺“安抚使司”名，更名富顺州，由蒙古人、色目人任知州专掌盐税，由于征课太重，盐场井灶到元末多已停废。

明初，太祖朱元璋实行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盐业有所恢复，但也未达宋时旧观。为管理两县产盐区的盐务，分别在富顺县和公井镇置盐课司。随着盐卤资源的不断开发，明初还大量产盐的富义井，到嘉靖时期(152-1567年)，终因淡水渗溢，而逐渐废弃。据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引《富顺志》说“富义井在县西一里，近年为淡水渗溢，灶丁淘远近旧井赔课，而此井遂废。”因而富顺以富义等井为代表的产盐区逐渐转移到县西北的荣溪水滨，为新开自流等井所代替。

以自流井为代表的一批盐井群的形成，揭开了自贡地区乃至四川井盐发展史上新的一页。以后，以井盐生产区为中心逐渐形成了若干生活区，为“自流井”一自贡地区城市的兴起和城市格局的框架奠定了基础。明末时已有卤、火井380口，年产原盐2万余吨。“自流井”之名，遂扬遐迩。

进入清初，自贡盐业从明末战乱后开始复苏。为了鼓励井盐生产，康熙年间(1662-1721年)采取了“任民自由开凿”的政策。国家就井处征课，就盐榷税，从此井灶遂为私产。这在当时对井盐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同时，明末清初战乱之后，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成为开发自流井盐场的廉价劳动力。加之外地资本的输入，商品市场的扩大，凿井技术的提高和天然气的进一步开采和利用，自贡盐业迅速恢复到明代水平，呈一派兴盛景象。

当时自贡盐业已成为内地最大的工场手工业，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到雍正八年(1730年)，清政府在自流井设富顺分县，在贡井设荣县分县设县丞分驻，专门掌管盐务，这时，富荣盐场便已形成。由于引课税重(当时，整个富顺县一年田税银1.42万余两，而一年除井灶课税外，单榷征的引课税即达3.46万余两)，发展仍然不快。到乾隆四十年(1775年)再次进行调整，由川盐茶道规定“永不加课”，于是“井灶大兴”。从此，自贡盐业生产跨入了一个新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