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自贡灯会什么样？

聚灯为会的灯会活动是中华民族流传千年的民间文化活动，四川的成都、自贡、井研等地区自汉唐时期起就已有各种形式的灯会活动，而在灯会活动的推动下，四川的彩灯艺术也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其中尤以自贡彩灯的特点最为显著。

自贡地区在汉代因井盐生产而发展起来，工业生产和商品经济发达，因此对工艺美术的需求一直都很旺盛。早在汉唐时期就开始有制灯、赏灯的习俗，其后逐渐发展为天灯会、盂兰会、瞒天过海等各种形式的以彩灯为中心的祭祀和会节活动，民国时期已经开始由寺庙、大家族或政府出面举办连续性的灯会活动。

汉代至唐宋时期

自贡彩灯的确切起源时间，学界还尚无定论，但无论是起始于汉唐还是唐宋，明清以前都可被认为是自贡灯会的萌芽阶段。自贡地区在汉代因冶铁、井盐生产而发展起来，工业生产和商品经济发达，对工艺美术的需求一直都很旺盛。特别是荣县地区在汉唐时就因为铁山之利和盐井开凿，经济繁荣，初唐开始佛教传入这一地区，荣县大佛和铁山古道上的大量摩崖石刻佛像在唐朝就已经开凿，并修建了许多庙宇。这些都为天灯会的诞生创造了社会和文化条件，在宗教仪式和节庆为目的的天灯会习俗推动下，自贡彩灯艺术也随之逐渐发展起来。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自贡灯会志》和1996年出版的《中国灯文化》，都以唐宋时期为自贡地区赏灯习俗的起始年代，2018年之前的大部分研究和介绍文献也引用此观点。主要依据是《荣县志·礼俗》中关于天灯会和盂兰会的相关记述，如民国版《荣县志》中就明确提到了唐宋时期荣县有天灯会和盂兰会的习俗。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陆游在荣洲（今荣县）任职期间所填的《沁园春·一别秦楼》一词中“一别秦楼，转眼新春，又近放灯……”的诗句，也证明自贡地区的天灯会在宋朝已经发展成固定的年节活动。

2018年4月，自流井区振兴乡村历史文化社会考察组在自流井区仲权镇发现了9块石碑，其中7号碑保存较完好，为嘉庆甲子年（公元1804年）所立的《南华宫敬设万年天灯记》，该碑第一句“天灯之设昉自汉唐而万年之称”，是第一次发现该地区早在汉朝既有天灯会习俗的记载。也正是随着这几块碑的被发现，有研究者认为自贡灯会的诞生年代应该前推到汉代。

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是自贡灯会的初步成型期。这一时期，自贡地区井盐生产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受太平天国影响，第一次“川盐济楚”让自贡经济空前繁荣，大量的盐商富贾云集于此，普通市民也可达到生活小康，为自贡灯会和彩灯艺术提供了优渥的经济条件。以盐场中竹笕捆扎工人为代表的能工巧匠和以盐业科技为代表的材料学、结构学等技术领域的发展，为自贡灯会和彩灯艺术提供了人才和技术条件。而宗教文化对生活的进一步影响和行帮文化的发展，为自贡灯会和彩灯艺术提供了文化和社会条件。

这一时期，自贡彩灯艺术独特审美风格初步奠定。此时彩灯主要以竹木骨架为主，分敞开和封闭两种形制。一是灯杆、焰口等为代表的敞开形制，这种形制往往体积比较大，以烛火为光源，还配合可以燃放的烟火。二是精巧取胜的工艺灯形制，一般是竹制骨架，内插烛火，表面用彩纸、绸布或纸上绘画裱糊的灯笼形制，既有四角、六角、八角的宫灯，也有动物、植物的特形灯，特别是出现了有传动装置的机关灯，是现代自贡灯会“声、光、电、动”追求的开始。

在诸多节庆活动的推动中，自贡彩灯艺术逐渐发展出自己独有的艺术审美特色——整体性、组团性和参与性，这种特性在“瞒天过海”、“漂河灯”等活动中都有所体现。除元宵前后的天灯会外，还有中元（节）日的盂兰会和在清明节放孔明灯的习俗，并出现了现代灯会的雏形“瞒天过海”。

《荣县志》中记载“正月人日后，各祠皆燃火树，各门首皆点红灯，谓之天灯，富人寿年丰之意。兼仿古人礼鸣金执铤，以驱瘟疫，谓之狮灯场市。”自贡地区祠庙较多，清末记有1208处，均有燃灯习俗，地名与“立灯杆”有关的就有23处。相关有天灯会文字记述的碑记发现的也比较多，荣县铁厂镇杨泗岩上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的摩崖碑，记载了151人集资燃放天灯的事情，每年正月，杨泗岩上36盏天灯昼夜不熄，燃灯一个月。而旁边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的摩崖碑则记载了天灯会及牛王会首人因为天灯庙衰落，进行“置业收租”的事，可见天灯会在当时已经很成体系。另外在荣县大才寨“天灯碑”、荣县铁山古道“老灯碑”、荣县墨林吕仙崖“天灯碑”等也记载有荣县地区天灯会的情况。

前文提到的自流井区仲权镇的7号碑《南华宫敬设万年天灯记》除了记载天灯会起源于汉唐外，该碑第二行记有“皆得以庆贺上元之佳节”，第六行有“火树辉煌处处同登禹甸，灯光晃耀人人共乐尧天”。同时被发现的第四号碑，虽然上下均风化严重，但是在中间存了一些碑文，可见碑文的第一行记载： “……火树银花辉煌通夕，其他朔望之日□□□……”，第六行，还有这么一段文字：“□□□……灿烂于通衢家庙四时佛像光明于天□□□……”，都是对这一习俗的记载。

天灯会的高潮为元宵夜，除了庙内所立灯杆外，还有各种杂耍活动，龙灯、牛儿灯、狮子灯等沿街展演，还出现了以亭台楼阁为基础的装饰性灯组。《荣县志》记载：“荣县新年灯火甚盛，唐人称火树银花合者，盖林立矣。而楼台为甲观，乡人通命曰亭。一城数亭，一亭各式，其高数重。构材雕镂，临春组合，彩笺书画，嵌灯如星。一亭然四五百灯，辉丽万有。西人来观，亦欣然京沪所不见也。”可见，这一时期自贡地区灯会活动的盛况，甚至吸引了外国游客，获得了比京城外埠更加瑰丽的赞誉。

除了天灯会，盂兰会也是比较常见的燃灯形式。《荣县志》中“七月十五，各乡馆举盂兰佛事，夜张花伞，其制不一。火之发也，瑰怪溢目，是皆承平游嬉。经兵乱而财竭矣，师灯为西凉胡舞，木媐縆索诸技，唐宋具祥焉。”即是对此的记载，据《自贡灯会志》中所言，清乾隆年间贡井贵州庙即有办盂兰会之举，办会5-9天，有“漂河灯”、“放焰口”的习俗。“河灯”名目众多，一般是制作精美的莲子灯、鲤鱼灯作为头灯飘在最前面，其余则为各人所放的红色厚纸做的斗形灯。“放焰口”的活动在期间举行，老百姓直呼为“放烟火架”，焰口的形状为各式各样的“伞”，“伞”高数丈，中结彩灯、盘烟花，晚间张放，焰光四射，响声震耳，令人眼花缭乱。

到清末，自贡灯会又进一步发展，出现了“瞒天过海”的现代灯会雏形。用木架和布棚划定一个相对集中的区域，以彩绘装饰布棚，并在布棚下悬挂各种彩灯，人们在灯下穿行，抬头不见天，称为“瞒天过海”。这是一种红白喜事皆可举办的活动，民间传说当时的“富人家祠斗灯”就大多是这种形式的。“瞒天过海”中悬挂的彩灯包括普通的四方灯、六角灯，以及兔子灯、龙蛇灯、螃蟹灯、白菜灯、棉花灯等工艺灯，清末还出现了由麻绳牵可以活动的“胖婆洗澡”、“娃娃撒尿”，以及由风力驱动的“八仙过海”、“武松打虎”等走马灯。其中最为大型的一次，是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11月光绪皇帝去世，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自流井的举办祭祀灯会“皇会”。这次“皇会”在陕西庙设灵堂，分三条线路沿街立木架搭布棚，绵延数里，场面十分壮观。

民国

进入20世纪初，因为军阀混战和抗日战争的动荡，时局艰难，虽然自贡地区的井盐生产因第二次“川盐济楚”而空前发展，但同时也承担了更多的赋税，自贡民众还以极具责任感的爱国热情，在“抗日献金”运动中捐献了大量财富。社会动荡和经济困难让人们对于灯会的宏大和彩灯的精巧追求有所回落，但新思想、新题材、新技术的进入还是推动了自贡彩灯艺术的发展，同时自贡的工人群体日趋发展出分工细致、协作先进的组织结构，他们娴熟的手工艺和在传动、结构等方面的巧思，进一步推动了自贡彩灯的技术创新。

自贡的灯会活动由原来的春节期间举行演变为一些特定的纪念日举办，如自流井地区盛行的提灯会一般就是在双十节举办的。抗战前，几乎每年农历十月十日，都会举办提灯会，但因军阀混战年时艰辛，规模有大有小。提灯会的方式就是提灯游行，主要是以一些盐商大家族和他们的井、笕、灶、号等产业的工人为主体形成不同的队伍，这些队伍一批一批在主要街道上游行。一般以一对锣鼓开道，一对大纱灯引领，其后是4、5对圆灯，再是一队竹编灯，上书不同盐商机构的堂号，后面再是手持亮筒子的方队。亮筒子是盐井中所用竹篾编就的纤藤一段，顶端缠棉纱布条，饱吸盐井推水时推出的井油（俗称癫毛油），形似火炬，整个方队火光冲天。之后再是一队闹天锣鼓，一边行进一边敲击，最后是各自手提自制的各种灯具的队伍。

这些自制灯具各出心裁，以传统匠人制作的花鸟鱼虫、飞禽走兽灯为主，但随着新思想的传入和科学知识的发展，一些新思想、新事物也成为了自贡彩灯的表现主题。如民国10年（公元1921年）荣县中学学监赖君奇制作了一盏“地球灯”，民国30年（公元1941年）汉章小学制作了飞机灯，民国31年（公元1942年）凿井工人制作了“天水推车”灯，民国34年（公元1945年）蜀光中学制作了坦克灯。这些灯或是表现新鲜事物，或是表现盐业主题，不仅在题材上有所创新，在制作工艺上也为了适应不同题材而开始选用更多样的材料。

民国31年（公元1942年）至民国34年（公元1945年）期间，除了自流井会举办的提灯会外，荣县也多次举行了规模颇大的提灯会，游行线路一般需绕行荣县大佛寺，线路很长。

除了民间约定俗成的活动，在重大历史事件发生时，政府也开始出面组织灯会，如民国5年（公元1916年）蔡锷、黄兴相继逝世，当时的大总统黎元洪以元首礼仪举行国葬，自流井为此举办了盛大的追悼活动，并沿街搭建“瞒天过海”，规模超过了1909年的“皇会”。民国34年（公元1945年）9月3日至5日，为庆祝抗战胜利，政府组织提灯会大游行，除了传统的提灯游行项目外，还利用探照灯打出“V”字的“胜利之光”，贡井地区也扯开布棚，举办“瞒天过海”，全市狂欢三天。

解放后

1949年12月5日自贡和平解放，第二日自贡人民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迎接了新中国的到来，市民组织了游行集会，舞者龙灯、狮子灯，庆祝解放。但因为建国前井灶歇业、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自贡没有组织过灯会。

直到1959年为纪念共和国成立10周年，灯会这一庆祝形式才重新回到人们生活中。除了沿街扎起彩色灯牌坊，并举行游行外，晚上还在市人民公园（现彩灯公园）举行了游园会。当晚，几个入口设立彩色牌坊，悬挂灯笼，荷花池周围安装起数千只彩色灯泡，两端各安装了一个大型探照灯，还有六支游艇穿梭其间。同时文艺表演、电影放映、体育赛事、灯谜诗会等娱乐形式也被引入其中。这是自贡第一次使用了现代电灯为主的游园会活动，也是自贡第一次在公园内举行游园晚会，虽然只有短短三天，但为现代自贡灯会奠定了基本的形式。

历史上的自贡，虽然有悠久的制灯历史和传统，但总体而言和整个中华文化圈的彩灯发展历史是相近的，并未形成一枝独秀的局面，也远不及唐代的长安灯会、明代的南京灯会、清代的北京灯会这些皇城灯会的规模和影响。

但是在进入现代以后，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自贡彩灯人和自贡彩灯企业，依靠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奇思妙想的匠心，通过无数个体的努力共同赋予了自贡中国灯城的地位，不得不说是一个文化史上的优秀样本，足以引起关注，足堪引发研究。